我是中学教师，今年59岁了。我父母今年都80岁了。我们五个兄弟姊妹都是在6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家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了60年。
建国起初的30年里，我们国家走过了一段曲折前行的路。我们的家庭也经历了“雨打萍”似的沉浮人世。

我父亲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北大荒农场劳改四年，****农村中学任教约20年。他曾点着香烛[用来计算讲课的时间]讲了一节非常成功的公开课，为此他被“摘了帽”。文革他所受的折磨耻辱不必细说，直到1970年他才被“解放”分配到农村去搞整党……

直到恢复高考之前，我和我大弟是初中毕业，其余弟妹小学都没有毕业。因为他们的校长说不能培养资本主义的独苗子，他们被赶出了校门。

我插队不能当基干民兵，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不敢言爱。我父亲曾为我插队安置工作发愁得得了一场大病，公社于书记伸出援助之手，安置我当了农村小学的临时代理教师，每月薪水19元。

我父母自参加工作到1978年改正回京前，每月薪水一直是48元。公社书记曾对我父母亲说，我的工资都比你们低，全公社就属你们工资最高。我们在学校居住的时候，一家人住一间房，我们五个孩子挤在一个通铺上。父母一到月底就吵架，为的是决定谁到学校食堂去赊饭票……

文革不但是中国的建设倒退了几十年，而且把我们国家推到了生死存亡边缘。我父亲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