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经济”一词是“经邦”“经国”和“济世”“济民”，以及“经世济民”等词语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概念，充满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内涵。有一副著名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里面提到的“经济”就有着经纶济世的意义。可以看出，“经济”一词在古代所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而且是非常有深度、广度、高度的一个概念。能做到“经济”二字的人必须文能安邦兴业，武能御侮却敌。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学派的众人，会按照《大学》中“三纲八目”的要求去做学问、做人，而三纲八目最高的要求就是做到“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古代“经济”一词的最外向的表示。

“经济学”在中国古代并不称为经济学，而是命名为“经济之道”和“治生之术”。在《易经》中称为“理财”或用“食货”“货殖”来表达。《易经·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就中国文化来说，不能够真正助益国计民生的任何学问，不论冠以何名，都不会是“经济学”。汉语中“经济”一词的“济”所组之词，如“接济”“周济”“同舟共济”都是帮助别人或者互相帮助的意思，与“经”合在一起，是“以经济世”的简称，乃达则兼济天下的学问。通常指运用源于自然的恒常大道之理，实施安邦定国的宏图大略及其实践。顾名思义，“经”为公理，“济”为应用，是把师法天地、道法自然的公理智慧应用于造福黎民百姓、天下苍生的学问，实际上包含了使整个社会和谐、富足、安定的理念和致用韬略。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经世济民，如何安邦定国造福百姓的学问，而当今我国的经济学也与西方的境界学大相径庭。相比而言，我们的所有经济行为更加看重民生，尤其更加看重最底层的百姓生活。

由于东西方文化土壤不同，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economics”（经济学），在层次、境界和通达方面产生了本质差异。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的经济学是义利并行、伦理贯通、性相不二、道术兼备的体悟式、践行式学问，而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分科式学问，偏重自利，伦理薄弱甚至缺乏，执着事相。它注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的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鼓吹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下的纯客观的经济现象，不强调对人的关怀，不强调道德及伦理。甚至对经济运行中的刺激消费、鼓励浪费、诱导奢靡的行为持肯定态度，明显带有人是经济之奴的倾向。

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主张节俭，不刺激消费，否则必导致浪费；主张财富随取随用，不单纯累积财富，“多藏必厚亡”；政府和市场同是伦理秩序，和谐互补，是“治道之要，贵在不扰”的“中道经济”；鼓励自强不息，但主张和气生财，不事竞争，“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强调诚信为本，世代相传，精益求精；强调明码实价，适得其利，不取暴利而得利最大。生财的大道就是做人的大道，经济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是经世致用的“外王”与内圣的完美统一。经济资源的特点不是“有限性”和“稀缺性”，而是具有“德行相应性”。市场的真正动力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在于竞争。“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自然道德伦理，或者叫因果定律。

中国本土经济学具有独有的“德本财末”、德财相应的经济观念。春秋末期曾子在《大学》中明确总结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西方经济学在衡量“最大化”的时候，用上了财富、收入、盈利、租值和功用五个指标，中国本土经济学的衡量概念则是福、禄、寿、喜、财五福，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学”概念更广大，更人性，更以人为本，而不是简单的“商品”堆积。

中国本土经济学还具有以“天人本一”为理论基础的独特理论体系。还具有独立的历史实践。二十四史的记载表明，就国家经济整体观之，无非一条是因德而兴，另一条就是败德而亡，虽然“金玉满堂”，但“莫之能守”。经济的本质是伦理德行的外化，遵守自然伦理，就兴旺发达；悖逆自然伦理，就动乱衰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本土经济智慧的结果，而不是听从西方经济学的结果。

目前，我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材中讲授的内容，仍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案例为主，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经济的不断衰落，相信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的比重一定会不断上升，最终会大面积取代现有的非理性、非人道的西方经济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