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钗，应珊婷，顾兴国

(1.浙江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浙江 杭州 310020； 2.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农业与城镇化标准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07； 3.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4.农业农村部创意农业重点实验室，浙江 杭州 310021)

当前，学界顺应新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积极探讨推动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等问题。作为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已成为学界开展相关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关于怎样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其核心在于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并突出强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业文化遗产主要位于偏远地区、农村地区，为农民所有，蕴含丰富的传统农耕文化和生态农业智慧，是我国数千年农耕历史遗留下来的生产和文化精华。目前，浙江省共成功申报14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3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数量上分别约占全国总数的10%和20%，位列各省区市第一。发掘、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有助于解决多种差距问题，而且有利于实现人民精神富有。浙江省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一直领跑全国，对其主要做法和实现路径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既能为浙江下一步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以为全国提供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浙江经验。

2005年，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入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试点为标志，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全面开启。同年6月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工作专门作出批示：“关注此唯一入选世界农业遗产项目，勿使其失传”。正是在这一嘱托下，浙江省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也逐渐成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范例。

2012年，农业部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认定工作，在2013—2017年认定的前4批91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共有8项来自浙江省。其间，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也先后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全省农业文化遗产调研工作，普查出农业文化遗产资源104个(未经专家评审)——杭州6个、宁波9个、温州9个、湖州5个、嘉兴12个、绍兴6个、金华20个、衢州7个、舟山2个、台州11个、丽水17个，进一步摸清了遗产资源现状。同年，浙江省有4个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入选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创下单批获批数量最多的记录。与此同时，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0年，庆元香菇文化系统通过fao专家的评审，进入专家实地考察阶段。2021年，浙江省又有2项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总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

近年来，浙江各遗产地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为契机，积极创建优质农产品品牌，传承和弘扬优秀农耕文化，大力发展乡村休闲产业，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叠加效益不断显现，并涌现出一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代表的“先行示范模式”、以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以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代表的“多方联动模式”、以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为代表的“产业驱动模式”和以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为代表的“企业带动模式”，它们均符合fao提出的“动态保护”思想，体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多样性，可以为同类型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借鉴。

关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有明确论述：“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学界就此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理论视角进行探讨。有经济学者认为，共同富裕是人民共创共享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可见，共同富裕不仅包括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还包括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有机整体。

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富裕为精神富有提供基础条件。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m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多个层次，并认为高层次精神需要的产生是建立在低层次物质需要被满足的基础上的。我国《史记·管仲列传》也提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印证了同样的道理。尽管在特定时期，或对特定群体而言，物质不怎么富裕，但精神也可以富有，但站在历史长河中看，尤其是对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来讲，缺乏物质富裕的精神富有达不到真正的共同富裕；因此，物质富裕在共同富裕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精神富有为物质富裕提供价值导向。精神的内涵抽象且丰富，能够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人们掌握，就有可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精神富有包含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但是每个人奋发有为的精神指引，也可以为全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根据农业农村部认定标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人民在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世代传承并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系统。除了得到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外，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遗产还包括具有潜在保护价值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它们未来有可能会被认定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本文所指的“农业文化遗产”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生产、生态、景观、技术、文化等多个方面，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特征，是一类具有活态性、系统性、多功能性等特点的遗产类型。

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层次目标，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农耕历史所遗留下的基底性资源，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农业文化遗产都蕴含着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浙江省根据上述精神，制定并发布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农业文化遗产根植于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的实践经验，传承固有的系统、协调、循环和再生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出许多宝贵的模式和好经验，蕴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相生相克”等生态哲学思想，对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业现代化在全球进行了200多年，化肥、农药、农业机械，以及生物育种技术的全面推广使全球农业实现了更高产、更高效和更便捷的效能目标，同时也带来了农业面源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生物多样性衰减等问题。反观传统农业，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上万年，实践证明它是可持续的。作为传统农业所遗留的财富——农业文化遗产，现已成为当代人寻找可持续发展智慧的对象。多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是主要农业物种的原产地和相关生产技术的创造地，将其核心智慧——传统优良品种和传统优良技术与现代科技进行有机结合，能够创造出更加生态、高效的高质量发展的农业体系。

fao指出，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它们不仅为劳动先民的生产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更是在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资源。国内外一些遗产地的实践表明，只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利用，那些保持乡土社会原汁原味农业特征的遗产地，能够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据初步调查，浙江省涉农县(市、区)基本都有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充分发挥它们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将会对浙江，特别是对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首先，农业文化遗产包含的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农业物种、传统田园景观、传统农耕技术、传统价值观和传统生活方式等重要资源，使其具有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景观功能、技术功能和文化功能。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生产功能，开发特色生态农产品，并结合遗产地的生态优势、景观优势和文化优势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可以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并有效提升农民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不仅可以实现对传统农业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可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有助于彰显乡村“生态之美”。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技术功能和文化功能，发掘和整理遗产地农耕技术等传统农耕智慧和乡村民俗、特色节庆、传统技艺等优秀乡土文化，并不断宣传和弘扬，有助于彰显农村“文化之美”。以传统文化带动乡风文明，以传统道德理念，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有助于彰显邻里“和谐之美”。最终，充足的经济收入和美丽的生态家园保障农民物质生活富裕，丰富的文化活动与和睦的邻里关系促进农村及周边居民精神生活富有，推动农民农村走向共同富裕(图1)。

保护和利用好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实现《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的“缩小收入差距”“人文之美更加彰显”“生态之美更加彰显”和“和谐之美更加彰显”等目标均有很好的支撑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根本目的是促使传统农业系统在新的条件下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为遗产地居民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促进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在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功能拓展，有助于促进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的结合，从而实现一二三产的融合，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之一的青田县一方面打造“青田田鱼”“青田稻鱼米”等区域公共品牌，实现“一亩田、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亩为旧制单位，1亩≈667 m)的稻鱼产品价值提升；另一方面，探索“农业+文化+生态+旅游”的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擦亮“稻鱼共生”文化系统金名片，“识遗产、品田鱼”已成为青田县方山乡的特色旅游品牌，2021年方山乡参与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经营工作的农民总收入达1 327.9万元，占遗产地经济总收入的47.92%。绍兴香榧利用千年古树的优势，做“古老”文章，将香榧分级、客户分类，重点打造一批“千年香榧”高端品牌，目前遗产地核心保护区“千年香榧”每千克售价达360元，比普通香榧贵100元左右。庆元是浙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依托庆元香菇文化遗产系统，实现了森林资源保育与食用菌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了涵盖农林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以及森林旅游和乡村文化旅游等的多种产业类型，2020年全县食用菌产值达40亿元，菇农人均产值4.5万元，人均收益2.6万元。实践证明，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可以有力推动当地生态产品的开发和休闲农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推进乡村产业升级，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图1 农业文化遗产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fig.1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农业文化遗产地通过对以乡土民俗、特色节庆、传统技艺等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发掘和整理，有助于增强农民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对乡村集体价值观的传承。随着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祈年求雨、祭山拜地、开犁开镰、丰收庆典等一些濒临失传的传统农耕活动正逐步恢复，一些特色民俗节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青田鱼灯舞、祭祀吴三公等民俗活动和庆元香菇文化节、湖州鱼桑丰收节等节庆活动，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大。黄岩区积极挖掘“中华橘源”文化内涵，通过开展“橘神祭”“橘花节”“柑橘旅游节”等富含黄岩风土人情的各类活动，不断扩大黄岩“橘文化”的影响力。

近年来，特别是“双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来，一些农业文化遗产地通过组织研学旅行、开展农耕文化进校园等活动，推动当地耕读教育的实施，促进了乡村文化繁荣。庆元县将香菇山歌、香菇功夫、科研成果等编写成校本课程，积极开展香菇文化传承活动。湖州桑基鱼塘与纵横穿梭的河道构成独特的水乡风光，当地居民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传统农耕文化，积极开发研学旅行课程，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桑基鱼塘，让青少年直观地了解和感受传统鱼桑文化。2019年，湖州桑基鱼塘研学基地被评为“浙江十佳研学旅游目的地”。

农业文化遗产是在适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相平衡的绿色农业系统，具有良好的自然本底，保留了能够长期维持系统平衡的生态理念和传统技术，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根本性支撑，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文化灵魂。数百年前，生活在开化的古人就悟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逐渐形成了禁渔养生、禁伐养林的传统，并贯穿在劳动生产、日常生活中。这些传统被记录在了一块块百年古碑上，展现了开化人民遵循生态规律、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景。开化县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充分利用山泉流水养鱼系统的“森林—梯田—茶园—溪流—坑塘—村落”景观结构，体现“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的传统哲学思想，通过现代生态环境治理、美丽风景带建设和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先后被评为“浙江省美丽乡村示范县”和“大花园示范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还通过对传统农耕知识和技术的保护和利用推动现代农业绿色发展，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产业和技术基础。青田稻鱼共生技术、庆元传统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德清珍珠传统养殖技术等，均因遗产保护而获得新生，其中一些传统技术还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应用，如稻渔综合种养技术等。

中国乡村是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道德人情社会，农民以田事、五谷糊口，以读书识理，以立德修身。农业文化遗产中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集体信仰、村规民约等，具有教化和社区管理的功能，能够通过约定俗成的管理制度建立一种“礼治秩序”，并以此来进行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分配，保证当地的长期稳定。这种“礼治秩序”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具有较高价值。在开化，清水鱼文化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过节吃鱼、来客抓鱼、女婿送鱼等风俗习惯使得当地人们通过“清水鱼”维持着与亲朋好友的关系，在乡民的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村庄的村规民约中记录着“杀猪封山”“杀猪禁渔”的传统，通过村民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庆元历史上，菇民通过推举产生了维护行业和菇民利益的菇民自治组织(通常由当地德高望重的乡贤、精英、能工巧匠等代表性人物组成)，承担着维护菇民利益和菇业生产秩序、监察规范禁忌实施等职责，履行着菇业行会的治理权力。另外，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历代传承的村规民约，也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社会公共道德、村风民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文化积淀，对现代乡村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不改变农业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前提下，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相关目标、重点任务为导向，本文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新时代文化高地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乡村治理4个方面探索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要路径。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多种传统资源优势，具有发展以特色生态农业为基础的综合产业体系的巨大潜力。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地良好的品种资源和生产技艺，推动“一品一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和绿色食品)认证，可以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竞争力。通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利用遗产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拓展农业功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食品加工、休闲农业和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在产业融合过程中，还可推动农村地区劳动力从单业向多业发展。例如，农民在农忙季从事农业生产，在农闲季则到工厂参与生产或旅游、销售、物流等第二、第三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农民本地就业，从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传承。

在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中，山区26县能否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除了给予倾斜性政策支持以外，应充分利用山区优势资源，实现后发赶超。农业文化遗产是山区优势资源中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据统计，在浙江省已经发掘的104项农业文化遗产(包括已经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通过普查发掘的农业文化遗产)中，超过40%在山区26县。山区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与其他地形条件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不同特质的农业物种、生态产品、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等，具有显著的本质资源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应当成为“一县一策”等精准支持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在县级层面，要加强对山区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发掘与整理，在农业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遗产系统的多重功能，合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引入优质文旅项目等。以本地农户为参与主体，以提高农户经济收入为目标，在充分考虑地域分工、市场环境和相关资源的时空分布、质量等级、数量特征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开辟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拓宽“两山”转化通道，为山区26县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文化工作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关键变量”“展现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图景，文化是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标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在“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部分，明确要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精华部分，并且蕴含着代表浙江的文化符号，对其进行保护和弘扬应当成为推动全省人民精神共同富有的重要工作。

(1)加快对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农耕文化的发掘与保护，积极推进实施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建立省级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随着各地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涵与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各地申报的竞争力度越来越大，而且每一批通过认定的数量十分有限。通过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建立省级农业文化遗产库，推进省级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工作，可以更加及时、广泛地保护好传统农耕文化。(2)打造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文化符号，尤其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源文化”。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内的钱山漾文化遗址出土了迄今最早的绸片，被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庆元香菇文化系统是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的发源地，被认为是“世界香菇之源”；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所在地的德清是附壳珍珠养殖技术发明人叶金扬的故乡，被誉为“世界珍珠之源”；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中的传统品种黄岩蜜橘是世界蜜橘的重要来源，被称为“世界蜜橘之源”。这些“源文化”彰显了浙江劳动人民对世界农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是重要文化标识。应全力实施文化金名片打造工程，并加大对这些“源文化”的宣传力度。(3)加强对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农耕文化的创新利用，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在“双减”背景下，可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地建设科普研学基地，打造浙江省农耕文化主题科普研学路线。此外，还可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各类文化素材进行加工设计，创造出融汇古今、沟通雅俗的高附加值文化创意产品，为大众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体验。

农业文化遗产是从传统农业寻找生态智慧的一类遗产，体现了劳动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是传统生态文明的典范。也正是得益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地都保留了很好的生态本底，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与国家各类生态保护地在空间上交叉重合，如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与香榧国家森林公园、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与凤阳山-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仙居杨梅栽培系统与仙居国家森林公园、云和梯田农业系统与云和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安吉竹文化系统与竹乡国家森林公园、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与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和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不仅要持续加强对这些生态保护地的建设、管理与价值转化等，还要重视它们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协调保护与统筹利用，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农业种质资源库建设的协调、“两山银行”建设与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统筹等。

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传统知识与技术是传统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是解决人地矛盾的重要应对方案。应进一步加强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具有潜在保护价值的农业生产系统中传统知识与技术的挖掘与整理，采取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民继续采用传统绿色种养技术进行农业生产。通过在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中设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专项基金等途径加大科研支持力度，鼓励高校、科研单位等开展相关研究，全面推动传统知识与技术在现代农业绿色发展中得到应用与推广。

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等原因导致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落之间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乡村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缺乏凝聚力、向心力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农业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农耕文化，弘扬传统优秀道德方面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有助于加强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

农业文化遗产地保留了最纯粹的“乡土文化”，其中蕴含着传统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如集体信仰、民俗礼节、传统道德、村规民约等，它们不仅代表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质，而且对村民的社会交往、行为规范等产生重要影响。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征程上，这些积极因素不仅不能丢，而且要通过不断的凝聚和弘扬，推动乡村文明治理本土化创新。尊重并积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本土文化资源，扩大带有地域性乡村特色的民俗文化宣传，提升村民的文化自信。发展以建设乡村文化为目标的现代型乡村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鼓励他们采用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出一批体现当地集体信仰、贴近农民生活、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如乡村春晚、农民运动会、农耕文化节等，用优秀的文化凝聚人心，增强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此外，通过“两进两回”( 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地乡绅、乡贤等地方性文化精英在现代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作用，更好地组织村民进行各种乡村文化活动，提高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能力。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求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也强调精神生活共同富有。农业文化遗产是承载中华传统农耕生态技艺和继承弘扬农耕文化最具生命力的活态载体，天然地承载着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一体两面。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协调、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文化建设来说都具有现实启示意义。2016年以来，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除2019年外)都要求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颁布的《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要求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弘扬农耕文化。挖掘保护和利用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示范省的必然要求，必将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乡村文化高地，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有提供新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