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康乐的革命活动及其影响研究

丁  正

19世纪初期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世界历史早已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而此时的满清王朝仍然维持着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集权统治。由于道光皇帝宣宗旻（min）宁和咸丰皇帝文宗奕詝（zhu）的软弱昏庸，各级军政官员的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两次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中国大地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又陷入封建官僚、军阀政客的黑暗统治中。康乐地区的经济社会同样长期处于动乱、闭塞、落后、贫穷的状态。此时的康乐地区，为河州、狄道州和洮州的交汇地带，按山川河流分布走向分别与上述三州所管辖的宁河（今和政）、宁定（今广河）、狄道（今临洮）、渭源、卓尼、临潭相邻相连。这片区域，实际上也是上述三州各自辖区中最偏僻边远闭塞的“三不管”之地。由于旱雹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境内几经战乱，兵匪盗贼迭生，农民流离失所，农业人口锐减，土地大面积荒芜，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在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治下，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空前加剧。主要表现在：农业基础薄弱，土地高度集中；产业结构单一，耕作简单粗放；工业发展缓慢，商业极度萧条；自然灾害频仍，兵祸匪患不断；役繁赋重民力不支，各项事业停滞不前。在国民党地方当局、反动军警以及豪强地主的联合盘剥压榨下，生活在康乐地区的各族贫苦百姓陷入了绝境，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无奈的挣扎着、期待着。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长期处于黑暗统治下的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康乐地区广大青年有识之士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926年，康乐莲麓籍青年戚介俊、八松籍青年赵世新，在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参加国民革命军的过程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康乐最早的共产党员，开展了积极的革命活动。1936年农历正月，暂居于临洮岳麓山道观的中共地下党员“杨道士”来康乐景古城以借传教布道的名义，向王朝佐、张鸿儒、王文镜、常成文、祁如泰、杨生华、黄庆元及丁梅李（女）等15名当地农民秘密传播灌输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介绍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情况。王朝佐等十多名当地农民，有幸成为景古乃至康乐地区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基本常识启蒙教育的人员。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兰州、临夏、临洮等地求学的康乐籍进步学生，将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带（寄）回家乡，打开了康乐本地有识之士和青年学生的心扉。这些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虽然还只是一星半点，但毕竟透过当时污浊的社会空气，为长期处于封闭、愚昧、落后的“三不管”地区带来了一缕清新的曙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5年12月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和1927年4月中共导河特别支部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在康乐城镇乡村得以传播，在怀有救国救民思想的康乐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也使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康乐各族贫困群众从此看到了翻身得解放的希望。

1936年8月9日至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军第12师，在师长张贤约、师政委胡奇才和第4军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的率领下，长征途中到达康乐南部的景古（包括莲麓和五户）地区，在这里驻扎休整，筹集粮草和抗日经费，组织召开驻地军民团结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帮助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抗日义勇军地方武装，吸收青壮年农民参军壮大革命力量，广泛发动组织群众打击反动土豪劣绅和顽固恶霸地主等，在康乐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工农革命的发展，激发了贫苦农民紧跟共产党、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热情。

本文从红军长征为什么要到康乐来，在康乐做了些什么，在康乐留下了什么重大影响三个方面，对红军长征到达康乐进行系统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