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教育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项工作，我局历来高度重视，常抓不懈。深入扎实的做好这项工作，不仅对于增强党员干部的勤政廉政意识，牢筑反腐防腐的思想防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基础性作用。

　　今天，根据文化系统党总支的安排，我就党风廉政教育这一课题与大家进行交流。交流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从政为官，要讲究官德，二是抛弃杂念，要注重修心。三是面对诱惑，要学会拒绝，四是干事创业，要克服侥幸。

　　一、 从政为官，要讲究官德 。

　　我们每一个人参加工作后，既走上了一条从政为官之路。尽管岗位不同，职位有别，但都面临着终身受考验的现实，在这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中，既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又能看出一个人的“官德”。

　　所谓官德，就是为官者的从政道德，是个人政治信仰、道德品行、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的综合反映，贯穿于领导、管理、服务、协调过程中。它不仅是检验干部党性的“标尺”、政治素质的“试金石”、党风政风的“风向标”，而且也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

　　历朝历代统治集团都十分重视为官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规范，突出以德修身，为政以德。《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几千年来的朝代更替、政权兴衰，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的官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大德之行必有大治”，历史的规律表明，吏治则国治，官德好坏与政权兴衰密切相连，官德彰则政权稳，官德丧则政权失。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官德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邓小平同志要求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全党同志要进一步加强道德修养，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明确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强调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历经90年，共产党人倡导的官德，核心就是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衡量的标准就是“为民、务实、清廉”。

　　良好的官德正民风、得民心、聚民力、顺民意。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民赋予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成立以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辉煌，既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靠浩若繁星的具有良好人品官德的优秀党员干部。新时期焦裕禄式的优秀干部孔繁森两进西藏，视名利安危淡如水、置民族团结重如山；郑培民“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始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巴山红叶”王瑛柔肩担道义、铁腕治贪腐，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等等。他们心系百姓、清正廉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大的人格魅力、无穷的鼓舞作用，诠释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夯实了执政根基，形成了同心同德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力量。

与此相比，也程度不同的暴露出一些在官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理想信念动摇。理想信念是决定从政者官德的首要条件。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章》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但个别党员干部政治信仰迷失，心灵无处安顿，精神无所寄托，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在“个人利益”面前被忘在了九霄云外，遇到问题不信马列信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

二是权利观、政绩观、利益观扭曲。权利观、政绩观、利益观是官德的直接表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古代士大夫都有如此胸襟，作为共产党人更应该树立正确的权利观、政绩观、利益观，践行宗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做到忠诚党的事业，心系人民群众，专心做好工作，不断完善自己。但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却不是这样，有的权利观不正，视公权为私器，以权谋私；有的政绩观出现偏差，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透支发展空间；有的利益观扭曲，个人利益至上，为民服务的意识越来越淡，干事创业的热情越来越低，贪图享乐，甚至自甘堕落。

三是考核监督不力。考核监督是官德的重要保障。官德不仅要靠自觉，也要靠制度约束；不仅要靠自律，更要靠有效监督。现实中，对于党员干部的考核存在“唯政绩论”的片面现象，只重能力，不重德行；只重政绩，不重政德；只看工作表现，不看生活作风和思想情趣。另外，还缺乏系统、完善的考核体系和细化、量化的考核标准，以及刚性的考核措施，致使少数失德、无德的官员投机钻营，从中获利。

　　官德不彰，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