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重要要求，是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体系取得的最新成果。然而，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萌芽及开端，却在84年前的宣告建立的被称为“共和国的伟大预演”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其之后的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防止因腐败而脱离群众、丧失战斗力导致政权覆灭，而采取的高度重视党政干部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强调反腐倡廉并付诸革命斗争的系列理论准备及具体实践中早有显现。　　

一、腐败是阻碍新生苏维埃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最致命的毒瘤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隆重开幕，大会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国各苏区的红色政权，终于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新生的这个苏维埃政权尽管还很幼稚，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但是它以根本区别于旧政权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参加到苏维埃政权中进行工作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中，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巩固了红色政权。　　

毋庸讳言，摆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前的是重重困难、环环险象。但具体说来，阻碍其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的，主要有三大危险：　　

（一）大规模军事围剿侵扰是最直接的危险。　　

面对迅速发展壮大的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围剿，企图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加上1930年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皖西地区党组织积极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蒋介石在蒋、阎、冯军阀混战中获胜，使其有了"围剿"红军的力量和时机。从1930年冬至1933年10月，蒋介石先后部署大量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这使新生红色政权面临着最现实危险。　　

（二）经济封锁导致物质贫乏是最现实的危险。　　

其时，地处赣南、闽西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军民生活异常艰苦。当时“临时中央政府的十个工作部门，全部集中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办公，每个部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苏区干部“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艰苦得很。”到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苏区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而且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苏区经济发展形势严重恶化，使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物质极度贫乏这一最现实危险。　　

（三）腐败毒瘤侵蚀败坏肌体是最致命的危险。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通病，也是难以根治的顽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腐败也不具有天生免疫力。加上受封建传统思想和官僚政治的影响，贪图享受、升官发财的封建腐朽思想不断腐蚀着苏维埃政权中的意志薄弱者。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即是贪污公款、侵吞公物现象十分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用涂改账目、销毁单据等手段进行贪污，利用工作之便，大肆贪污、侵吞国家财产，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此外，由于政权初创，许多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特别是财政制度的弊端，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这些贪污、浪费、挪用公款等腐败现象，不仅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疏远党群干群关系、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而且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恶劣影响，“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更致命的是，权力腐败的病毒已开始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某些细胞中产生败坏作用，在红色政权除应对敌人的经济封锁，还要时刻应付敌人的军事围剿的险恶的环境中，党的工作人员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使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最为致命的危险。在此背景下，要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就决定了党必须把必须保持廉洁放在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突出地位，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并通过进行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理论准备与具体实践，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求得新生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及日益发展。　　

二、为求得红色政权能发生、存在并日益发展，党领导进行了系列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理论准备及具体实践　　

发生腐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放松个人主观世界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具有“想腐败”的思想动机；权力制衡的机制还不够健全，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使领导干部存在“能腐败”的客观条件；对腐败行为的及时发现、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