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制度源远流长。及至近、现代，不少国家的民法典或婚姻家庭法典即均有关于婚约制度的规范。在对我国《婚姻法》进行全面修订的过程中，婚约制度再次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与广泛关注，不少专家学者都曾主张在新《婚姻法》中给予婚约制度以一席之地，以对其作出简要规定。然而现行的《婚姻法》却仍如1950年与1980年所先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对此付之阙如。与此同时，返观我国现实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广大偏远的农村地区，不仅婚约存在的数量还相当可观，而且因此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也不在少数。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生活“调节器”的法律如果对此竟熟视无睹，缺乏应有的相应规定，不仅不利于人民法院对此类纠纷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从而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从根本上讲，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拟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在广泛参考借鉴各有关国家与地区成功立法例的基础上，对婚约制度，尤其是对因之而引起的财产纠纷法律问题的处理进行一番粗浅的探讨，以期能为我国法律实务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婚约内涵的界定与婚约的订立
    婚约，简而言之，是指男女双方当事人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的成立一般又称订婚或定婚。
    婚约不是婚姻契约，而是婚姻预约à。预约是与本约相对而言的。在民法中，根据订立契约（契约也即我们通常所习称的合同）是否有事先约定的关系而有预约与本约之分。所谓预约，是指当事人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而于将来所订立的契约即是本约á。在西文传统法律文化当中，婚姻一直被视为一种契约关系，而 婚约即是男女双方约定于将来缔结婚姻，因而是一种婚姻预约。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要深蒂固的影响，人们不习惯于接受婚姻即契约的观念。但尽管如此，从其本质上讲，我们并不能否认婚姻为一种契约（不过为一种特殊契约）的性质。而且事实上，我国的相关立法也已认可了这一点，例如我国于1999年3月15日颁行的新的统一《合同法》便于总则部分将婚姻界定为“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所谓“协议”，按照我国的立法规定并参考我国有关权威学者的学理解释，即是指“契约”â。因此，作为“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之一种的婚约的契约（预约）性质不容否认。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作为身份关系契约的婚约，其与一般财产法上的契约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显著差别的。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加论及。
    一般来说，婚约为不要式行为。婚约既可采书面形式，也可采口头形式。明示固然可以，特定情况下默示也无妨。在现实生活中，交换订婚戒指、举办订婚仪式或宴会、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等，均可视为婚约的订立，即使在亲属或朋友面前自称为未婚夫妻，也可视为当事人之间已成立婚约关系。但婚约必须由男女当事人双方订立，因为婚约是“男女双方接受的婚姻诺言” ã，依其性质，是不适用代理制度的。父母代订的婚约为无效，即使事后业经本人同意，也只能理解为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新订的婚约。另外，婚约当事人双方自然还必须达到法定的订婚年龄。至于具体的法定订婚年龄应为多少，各国与各地区的法律差异很大。在罗马法，只要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