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

危机让我们走向成熟

    自2002年11月中国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来，sars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传染力蔓延开来。由于sars是一种未知疾病，加之其传染快与危害大等特点，几乎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并且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sars的出现让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击sars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疫情的发展已在控制之中，我们深信sars病毒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终将成为过去。


    为了及时地了解与掌握不同时期sars肆虐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等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认识与评价现代传媒在这次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时期政府在处理突发灾难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措施的公众反响，以便政府及时地总结经验与教训，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继2003年5月1日－5日对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首次sars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对上述五大城市进行了第二次有关调查。sars病毒首先是医学问题，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等的深度访谈，我们试图从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导致sars流行的社会原因，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分析阐述sars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公众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次调查重点是有关sars的流言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的程度及其路径，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应对举措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可能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处于危机中的现代公民意识状况，公众对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评价等。


sars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深刻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还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


我们相信，调查危机，研究危机，吸取教训，将会使我们更加成熟。




　　我们的调查



调查对象


本次电话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城区的市民，共调查了1034户，样本分布为：北京205户、上海203户、广州208户、重庆211户、南京207户。

样本分析


在本次电话访问的1034个家庭中，被访问者的性别分布比较理想，男性与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48．4％和51．6％；被访问者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10岁，平均年龄为39．99岁，样本中20岁以上人口的年龄与实际人口的年龄分布比较接近；调查对象来自于国有与集体企业（32．1％）、民营、私营企业（17．8％）、事业单位（15．6％）、在校学生（14．2％）、下岗或失业（5．5％）、党政机关（4．4％）、外资、三资企业（3．9％）。在五大城市被访市民中，南京在国有与集体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广州最低（21．6％）；相反，广州在民营与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广州下岗或失业的比例最高（9．1％），北京则最低（2．9％）。经统计学检验，全国五大城市被访市民在职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调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专、中技）学历占33．8％，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7．8％。分地区考察，北京、上海与南京三地市民的学历层次比较接近，并且明显高出重庆和广州，而其中广州市民的学历层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学历人口比例最高，广州市则最低。从居民收入情况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北京、上海与广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较接近，并明显比南京与重庆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调查所得到的上述结果不仅与这五大城市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而且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的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样本分析表明本次电话问卷调查抽样科学、数据准确，从而为报告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提供了详实、客观、可靠的实证资料。

调查时间、地点与人员


本次调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主持；周晓虹教授、陈友华博士、朱虹博士与闵学勤博士负责电话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陈友华博士承担了文献检索、电话问卷调查的组织实施、数据处理与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专家访谈由朱虹博士、闵学勤博士与杜骏飞副教授三人负责进行。此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40名硕士研究生承担了电话问卷调查工作，专家访谈与电话问卷调查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在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内）进行。

对调查结果的评价


本次调查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组成样本，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访问了1034个家庭，其中每个城市均略多于200个家庭。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问家庭对这次电话问卷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电话问卷调查任务。从统计学上讲，本次电话调查样本对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实际情况，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公众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非典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在给人类的健康直至生命安全带来威胁的同时，也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弊暴露了出来，同时也给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人类自身行为的机会。许多人在逐渐适应非典威胁下的生活后，这才发现：人类自身行为原来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而健康生活方式原来是如此的重要与美好，要捍卫身体健康，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于是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便有了对环境卫生的重视、饮食文化与饮食习惯的反思与对人类行为方式的重新审视。




　　危机改变了公众的生活

　　市民对非典紧张感明显下降

　　公众的关注度


（1）关注度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非典有关情况表示“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比例分别为40．8％与47．2％，两者合计高达88．0％，说明民众对非典相关事情仍高度关注。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结果相比，表示“非常关心”与“比较关心”所占的比例分别有了明显的下降与上升。由此看来，非典有关情况从公众视野的敏感关注区消失，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对我们非典疫情的控制以及医学研究进展情况等。


（2）关注点

从sars的关注热点来看，市民对最新疫情数字（70％）、医学研究进展（30％）、非典知识和预防措施（24％）最为关注，而对非典事件中医护人员等的情感故事等的关注程度较低。


（3）具体表现

我们可以从sars流行期间市民在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的增减（与往常相比）上了解市民对sars的关注程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往常相比，在非典期间近70％的市民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比以往有所增加，而所花时间减少的仅占3．0％。市民平均每天花费在关注非典方面的信息的时间为76分钟。


当被问及从现在起是否还需要对非典进行大量的报道时，有高达69．0％的被访问者认为还需要，大大高于认为不需要再进行大量报道人数所占的比例（24．9％）。

公众的紧张度


（1）紧张度

本次电话调查结果显示：有18％的被访问者对非典还感到紧张。在对非典仍然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感到“非常紧张”、“比较紧张”与“有点紧张”的比例分别为5．9％、32．3％与61．8％。与第一次电话问卷调查的结果相比，对非典感到紧张的市民比例已大大下降。


（2）紧张原因

本次调查中，对非典还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当被问及紧张的原因时，怕被感染（65％）、非典的高传染性与病死率（41％）、怕感染后连累他人（13％）与受周围人情绪的影响（12％）占据了紧张原因的前四位。公众的措施防范


（1）口罩佩戴率

在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绝大多数人会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护自己与家人免受伤害。在非典流行期间，有56．3％的人曾带过口罩，另有43．7％的人则没有戴过。


（2）措施防范

在问及在非典流行期间“您及家人是否采取过预防非典的措施”时，有超过90％的人回答采取过预防措施。在采取预防措施的家庭中，保持个人与家庭环境卫生（90％）、注意室内通风（69％）、少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40％）、外出戴口罩（35％）与增强身体抵抗力（29％）都占有相当的比例。


（3）防范非典物品消费

在本次电话问卷调查中，当问及被访问者家庭有无预防非典的物品时，有82％的家庭回答有，17．5％的家庭回答没有，另有0．6％的人回答不清楚。在明确回答有预防非典物品的家庭中的平均花费大约是103元。


从上述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sars危机面前，大部分市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这表明公众的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有所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还有少部分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例如我们注意到，在非典流行期间，有超过40％的人没有戴过口罩，更有近10％的家庭未采取过任何预防非典的措施。对此，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加强对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以进一步增强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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