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信息披露的渠道很多。面对谣言的盛传，需要畅通、透明、公开、权威的信息
公众可以发布公共信息吗？

　 许多生活在北京、广州这样都市中的人，这个春天对手机的感情变得有些复杂：

　 闭门不出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感受过来自手机短信的温情问候和关怀；与鹅黄嫩绿的春风共舞的，还有来自手机的小道消息和荒诞不经的谣言，让人惊魂不定。

　 一个反复使用的口罩或许能遮掩部分恐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病毒的传播；面对谣言的盛传，需要畅通、透明、公开、权威的信息。

　 对恐慌传言的控制和引导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中政府的公信力对于恐慌传言的抑制有很大的作用。政府公信力强，政府的任何声音均会成为及时消除恐慌传言的镇静剂。反之，如果政府公信力不足，或者恰恰相反，人们对于政府的声音总是从相反的方面去猜测，则恐慌传言很难得到及时、有力的遏制，市场就会出现可怕的扭曲。

　 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信息披露的渠道很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尤其是对突发事件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应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及时和客观的披露，比什么都重要。

　 周汉华教授认为，信息公开和知情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府有公开信息的义务，公众有了解信息的权利。信息公开条例对媒体没有特殊的规定。媒体是公众一个部分，是公众的代表。媒体同样享有公众的权利。

　 就此次非典疫情来说，一些地方传媒的教训是深刻而沉重的。当2月10日《羊城晚报》首次发布“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新闻时，已是传闻四起，“小道消息”接连不断。据广东媒体调查，此前市民有关非典的信息来源有80％是从手机短信、互联网和人们口头传播的。好在权威媒体迅速站到了“抗非”的前沿，用大量而准确的报道很快遏制了传闻和谣言，稳定了人心。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现时传播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非正式传播渠道正大行其道。主流媒体的缺位势必导致小道消息的横行，从而加重社会的恐慌心理。喻国明强调，公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日益强烈，因为惟有知情才能为理性行为提供依据。

　 “正餐没有，就要点心，即使不合法，也要先吃了再说。”毛寿龙教授认为，在一个信息迅速传播的社会，当信息掩盖成为不可能时，以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消息封锁只能带来恐慌。媒体是大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若官方媒体未能及时占领，必然使“传闻”有机可乘。公共信息的公开有利于谣言的消退。




在建立公共信息法制体系上，信息公布的主体、权限、程序和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公共信息法制一个全新课题


　 “其实，政府占有的公共信息法制问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不仅中国要面对，而且世界各国也同样要应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行政法学家于安说。

　 1966年，美国颁布了《信息自由法》。这个法律带来了一个世界性的浪潮，知情权正式走上法律舞台。而类似这样的法律一是主要面对个人和公司；二是政府处理公众索取情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