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底，我担任九一二大队三分队党支部副书记，来到了**驻地，分管对外联络等工作。
　　分队部建有白墙青瓦房，醒目地排列在小山坡上。离队部三里路是李家村，错落有致的土房连着一大片。由于分队在这一带普查找矿，布置钻孔，难免会损坏青苗，按政策需要赔偿。好在前任书记同李家村签订过青苗赔偿协议，使我在协议的框架下，同村民一道处理了一起又一起青苗赔偿，工农关系处于和睦状态。
　　然而，次年三月的一天，村民**见分队没有对自己说明情况，就把钻机搬到自己承包的山头，于是有了被欺负的感觉，就气冲冲地跑到机台，扛起一块地板就往家里走。
　　当高机长把此事向我汇报时，我就问联络员黄玉堂是怎么回事？黄玉堂着急地说，糟了，我跟**哥哥说过地盘赔偿问题，可能他忘了转告**。我当即批评黄玉堂工作没做细，应当面对**说。然后就和分队长等人赶到村口。只见**又扛着一块地板走来，我叫他放下地板，有事好商量。**把地板摔在地上，大声叫嚷，在我的山头打钻也不说一声，这不是欺负人嘛。我连忙说，我们已跟你哥哥说过地盘赔偿问题，他可能忘了转告你，造成了误会。当然，我们没有亲自对你说此事，是不对的，今后我们改正。不过，你扛地板回家，影响分队生产，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