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有一位神医，被人们尊为“医祖”，他就是“扁鹊”。一次，魏文王问他：“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看来你最棒。”扁鹊回答说：“大王你搞错了。我家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纳闷：“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长兄治病，治于病情发作之前，故人不知道他能事先铲除病因，其名气无法传出；中兄治病，治于病情初起之时，故人只知其能治小病，其名气只及乡里；而我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故人知我能穿针放血，敷药祛风，故我名气响遍全国。”

这则故事展示出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医者应该是防病，而非治病。应该是让其辖区的人们永葆健康，而非为其辖区所有人治病。《韩非子 喻老》中也有一则关于扁鹊的故事：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扁鹊及时发现了蔡桓公疾病的苗头，提醒他赶紧医治，然而蔡桓公跟我们大家一样不相信专家，不相信科学，结果一次次耽误了治疗，最后不治身亡。

以上两则故事虽然讲的是医学道理，但里面包含着的却是深奥的东方哲理。即“防微杜渐”“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所以重防轻治一直是东方人的固有观念。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病症亦是如此。从开始到发展再到结果，其实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量变时控制住了，就不会发生质变；过程中控制就不如事发前控制。当然这里面还要有一个发现的问题。普通人只到有了结果才发现问题，内行人在过程中就能发现问题，而专家在问题刚露头，甚至还没有露头时就能敏锐地发现问题。所以列宁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说的“少数人”其实就是专家。因而只有相信专家才能，我们才能将损失减到最小。

许多人认为中医理论是经验理论，不是科学结论，因而误差较大。这是将中医与西医相比较而言得出的结论。我们承认西医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理论，但其解剖学的对象无一例外都是病人，没有那一例是对健康人的解剖。因而西医一开始就是从结果入手的研究，而不是从原因开始的研究。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研究，而不是未雨绸缪的研究。这一思维基础就决定了西医无法做到预防为主。

《淮南子·说山训》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拿到生产生活实际中来，也是如此。通常人们的管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问题管理”，一种是“预防管理”。“问题管理”属于事后纠错型，问题发生到哪里解决到哪里，是亡羊补牢。而“预防管理”属于事前计划、过程控制型，把措施实施在问题发生之前，是未雨绸缪。“问题管理”者往往有较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成绩显赫，名闻天下；而“预防管理”者却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骄人的功绩，只会默默被人遗忘在角落里。人们总认为能解决“大问题”的人才是“大专家”，殊不知能在歌舞升平时、杜绝“出问题”的人和制度才是最了不起的。人们往往赞颂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击败了法西斯，给欧洲带来了和平，却没有人赞美瑞士的领导人自始至终就没有让瑞士国民受到过任何战争的痛苦；人们往往赞美罗斯福曾经成功地控制住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却没有人咱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最优秀的管理者总是能用他们的远见和洞察力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前。

我们常说“医者仁心”，仁心何在？一般人的理解是，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首先表现出慈悲同情之心，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愚笨聪明，一律同样看待，不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这种理解不无道理，但跟两千年前扁鹊的理念还是有差别的。扁鹊初见蔡桓公时，观察到他已经有了生病的苗头，劝他赶紧治病，此时如果蔡桓公治病，花钱少，忍受痛苦也少，恢复快，而扁鹊挣钱也少。但扁鹊力劝他治病，并不是等他病重了再去挣他的大钱，同时博得神医的名声。这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新冠疫情一开始，中国政府立刻举全国之力开始严格控制，国家蒙受多大损失也在所不惜，结果很快控制住疫情，避免了更多人感染。这就是“医者仁心”。而科技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西方，特别是美国，做法却恰恰相反。其实不光抗疫，西方在所有方面的做法都是如此。战争、经济危机、种族冲突等，如果用一个词概括的话，恐怕“医者钱心”最为合适。

概括起来说，东方的文化理论是“仁”的理论，是具有“利他”属性的理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坚守这样的文化理念，我们必能实现我们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