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省县区委书记大接访经验交流会上的典型发言
被常人称作“天下第一难事”的信访工作,被喻为社会矛盾的“聚集点”、社情民意的“睛雨表”、社会和谐的“温度计”。对党和政府而言,它更是及时倾听群众呼声的一大窗口,是随时联系人民群众的一座桥梁,是即时体察群众疾苦的一条通道。由于信访问题所反映的大多是涉及民生的问题,所以信访工作是改善民生、促进民和、确保民安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和谐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和谐之本在民生,民生之难在信访。信访工作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项保障性工作,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应该说,关注信访就是关注民生,抓好信访工作就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近几年来,城关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信访为民”的工作理念,不断探索和创新信访工作机制,积极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了信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立足区情 准确把握信访态势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像城关区这样特殊的城区。作为省会城市的中心区,省、市两级党政军机关集聚于一区的情况在全国难有第二;60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上承载着百万之众,这相当于一个特大城市;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高度集中,基本法人单位就达1.7万家之多,这给各项工作带来的难度可想而知;省市区三级政府所在地皆在半径不过半公里的范围之内,给上访群众就近、及时、动辄越级上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殊的区情,使城关区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自身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不稳定因素和深层次的矛盾纠纷相伴而生、随之而来。由于城关区的特殊的区情,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地、各种社会纠纷的交织点、各种信访案件的高发源。信访维稳工作,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性的任务。作为主政一方的领导者,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准确的形势判断力,及时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我们在执政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事实证明,2004年之后,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城关区信访的高发态势进一步凸现,一段时间内群体性上访事件此起彼伏,呈现出频率高、密度大、门类多和诉求广的特点。上访主体表现出以下五个特征:一是多元性。上访主体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其中以困难群众居多。二是群体性。不少上访主体由涉及共同利益的群体组成,介入群众广泛,组织性趋强,集体访、群体访成为上访的突出现象。三是尖锐性。从表现形式上看,行为偏激者居多,对立情绪明显。上访过程中,违反《信访条例》有关法律法规、谩骂工作人员、静坐请愿、挑拉横幅、阻塞交通、围堵冲击党政机关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等过激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疏导、劝返难度很大。四是复杂性。不少信访问题都是多种矛盾和多个利益主体相互纠缠在一起,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生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矛盾的解决牵涉全局,多遇体制性障碍,无法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和短时间内解决。正是由于这类问题情况复杂、解决难度大,从而成为信访居高不下、重访率增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五是择机性。一些上访群众经常会选择“两会’’期间、国家领导人来兰期间、重大节日期间、各类重大活动举办期间等一些他们认为的“最佳时机”进行上访,致使一段时间内上访量明显增加。
有数据表明,近5年来,城关区信访总量仍在高位运行,集体访、进京访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些涉及房屋拆迁、征地补偿、企业改制、劳动保障、复退军人安置等方面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007年,全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912批(件);2008年,全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045批(件);2009年上半年,全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345批(件)。虽比08年下降了*%,但仍高位运行。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城关区始终处在一个信访易发、多发、高发的状态中。信访问题又演化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民生问题,解决民生、稳定社会又成为区委区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问题千差万别、矛盾千头万绪、解决信访问题从何抓起呢?
基于对区情的认识和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搞清楚群众为什么要上访。为此,从2006年底开始,我们在全区上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大接访’’和“大下访”活动。在热情诚恳的“接访”中听民声、解民意、分民忧,发现突出问题;在耐心细致的“下访”中察民情、化民怨、帮民困,寻找根本原因。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信访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阶段性特征的逐步显现,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大量的问题便会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可以说,信访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是改革发展进程中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也是当前城关区乃至省市、全国信访量高位运行的一个主要原因。从主观上看,一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在出台涉及社会保障、拆迁安置、土地征用、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时,仅凭以往经验和长官意志拍板决策,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平衡性不够,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不够,甚至有的还带有与民争利的倾向,致使群众心不平、气不顺、利不保,希望通过上访讨个说法。二是有的部门在施政过程中,没有做到为民执政、科学理政、依法行政,而是搞愚民政策,搞口头上和形式上的公开,对无关痛痒、群众早已知道的事情做一些象征性的公开,而对涉及人、财、物分配,事关群众生活、经济支出等群众普遍关心的关键内容,依然搞暗箱操作,有的甚至截留上级政策,封锁上级惠民信息,人为制造不和谐因素,致使群众积怨上访。三是有的干部群众观念淡漠,将上访和闹事划上等号,视上访群众为“刁民泼妇”,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对群众的合理要求或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该及时办理的事项久拖不办,导致问题积累、矛盾激化,不但造成群众重复上访,而且由此产生“信上”不“信下”的心态,不断地越级上访找“大官’’。四是有些部门和干部对个别群众过高和无理的要求,不做耐心细致的疏导教育工作,对群众越级上访简单地“拦、堵、卡、截”,没有真正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导致重复越级上访的现象频频发生。五是一些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面对信访问题,不认真落实“一岗双责”,不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上下功夫,宁可找出一万条推脱的理由,也不愿意想出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把信访问题推向社会,推给政府,推到信访部门。由于个别单位对信访部门交办的问题推来拖去,结果往往是错过了最佳的处理时机,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激化,来信变为来访,初访变为重访,个访变为集体访,集体访变为群体性事件。就上访群众而言,有的群众对改革后的利益调整格局不能完全适应,对一些政策的理解把握只从利己角度出发,缺乏全局观念,思想转不过弯;有的群众不顾政策规定,只从个人愿望考虑,坚持提一些政策规定之外的过分要求,甚至是无理要
立足区情 准确把握信访态势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像城关区这样特殊的城区。作为省会城市的中心区,省、市两级党政军机关集聚于一区的情况在全国难有第二;60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上承载着百万之众,这相当于一个特大城市;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高度集中,基本法人单位就达1.7万家之多,这给各项工作带来的难度可想而知;省市区三级政府所在地皆在半径不过半公里的范围之内,给上访群众就近、及时、动辄越级上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殊的区情,使城关区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自身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不稳定因素和深层次的矛盾纠纷相伴而生、随之而来。由于城关区的特殊的区情,使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地、各种社会纠纷的交织点、各种信访案件的高发源。信访维稳工作,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性的任务。作为主政一方的领导者,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准确的形势判断力,及时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我们在执政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事实证明,2004年之后,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城关区信访的高发态势进一步凸现,一段时间内群体性上访事件此起彼伏,呈现出频率高、密度大、门类多和诉求广的特点。上访主体表现出以下五个特征:一是多元性。上访主体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其中以困难群众居多。二是群体性。不少上访主体由涉及共同利益的群体组成,介入群众广泛,组织性趋强,集体访、群体访成为上访的突出现象。三是尖锐性。从表现形式上看,行为偏激者居多,对立情绪明显。上访过程中,违反《信访条例》有关法律法规、谩骂工作人员、静坐请愿、挑拉横幅、阻塞交通、围堵冲击党政机关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等过激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疏导、劝返难度很大。四是复杂性。不少信访问题都是多种矛盾和多个利益主体相互纠缠在一起,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生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矛盾的解决牵涉全局,多遇体制性障碍,无法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和短时间内解决。正是由于这类问题情况复杂、解决难度大,从而成为信访居高不下、重访率增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五是择机性。一些上访群众经常会选择“两会’’期间、国家领导人来兰期间、重大节日期间、各类重大活动举办期间等一些他们认为的“最佳时机”进行上访,致使一段时间内上访量明显增加。
有数据表明,近5年来,城关区信访总量仍在高位运行,集体访、进京访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些涉及房屋拆迁、征地补偿、企业改制、劳动保障、复退军人安置等方面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007年,全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912批(件);2008年,全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045批(件);2009年上半年,全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345批(件)。虽比08年下降了*%,但仍高位运行。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城关区始终处在一个信访易发、多发、高发的状态中。信访问题又演化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民生问题,解决民生、稳定社会又成为区委区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问题千差万别、矛盾千头万绪、解决信访问题从何抓起呢?
基于对区情的认识和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搞清楚群众为什么要上访。为此,从2006年底开始,我们在全区上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大接访’’和“大下访”活动。在热情诚恳的“接访”中听民声、解民意、分民忧,发现突出问题;在耐心细致的“下访”中察民情、化民怨、帮民困,寻找根本原因。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信访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阶段性特征的逐步显现,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大量的问题便会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可以说,信访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是改革发展进程中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也是当前城关区乃至省市、全国信访量高位运行的一个主要原因。从主观上看,一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在出台涉及社会保障、拆迁安置、土地征用、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时,仅凭以往经验和长官意志拍板决策,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平衡性不够,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不够,甚至有的还带有与民争利的倾向,致使群众心不平、气不顺、利不保,希望通过上访讨个说法。二是有的部门在施政过程中,没有做到为民执政、科学理政、依法行政,而是搞愚民政策,搞口头上和形式上的公开,对无关痛痒、群众早已知道的事情做一些象征性的公开,而对涉及人、财、物分配,事关群众生活、经济支出等群众普遍关心的关键内容,依然搞暗箱操作,有的甚至截留上级政策,封锁上级惠民信息,人为制造不和谐因素,致使群众积怨上访。三是有的干部群众观念淡漠,将上访和闹事划上等号,视上访群众为“刁民泼妇”,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对群众的合理要求或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该及时办理的事项久拖不办,导致问题积累、矛盾激化,不但造成群众重复上访,而且由此产生“信上”不“信下”的心态,不断地越级上访找“大官’’。四是有些部门和干部对个别群众过高和无理的要求,不做耐心细致的疏导教育工作,对群众越级上访简单地“拦、堵、卡、截”,没有真正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导致重复越级上访的现象频频发生。五是一些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面对信访问题,不认真落实“一岗双责”,不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上下功夫,宁可找出一万条推脱的理由,也不愿意想出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把信访问题推向社会,推给政府,推到信访部门。由于个别单位对信访部门交办的问题推来拖去,结果往往是错过了最佳的处理时机,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激化,来信变为来访,初访变为重访,个访变为集体访,集体访变为群体性事件。就上访群众而言,有的群众对改革后的利益调整格局不能完全适应,对一些政策的理解把握只从利己角度出发,缺乏全局观念,思想转不过弯;有的群众不顾政策规定,只从个人愿望考虑,坚持提一些政策规定之外的过分要求,甚至是无理要
在全省县区委书记大接访经验交流会上的典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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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10-02-05 12:37:56发表“发言稿”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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